刘丽荣:德国谋求国际事务领导角色

来源:http://www.vokesadare.com 作者:新闻中心 人气:131 发布时间:2019-09-16
摘要:在今年二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在演讲中指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在寻求国际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承担领导角色。历经两年的舆论铺垫,有关德国对

在今年二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在演讲中指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在寻求国际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承担领导角色。历经两年的舆论铺垫,有关德国对外政策角色调整的大讨论至此尘埃落定。

“德国外交转型”系列文章将关注如下问题:

德国国内对其外交角色转型的讨论一直十分谨慎,德国防长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态释放了何种信号?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外交原则?德国的这些变化是趋势性的还是暂时的?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从两德统一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到明确作为国际事务中领导力量的角色定位,德国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关于德国角色调整的具体内容,德国防长范德莱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缺乏清晰的表述,但是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援引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评论,暗示美国对德国角色定位的认同;二、明确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说“不”。

角色调整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敏感话题。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原因,德国国内民意对于德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政治主体缺乏自觉。战后德国长期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对外政策在两德统一后才得以向常态化发展。

关于德国在全球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德国国内有许多谨慎的提法,诸如“民事力量”、“国际化的中等国家”、居于“共同领导地位的欧洲力量”等。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政界和学术界对于德国综合国力的看法日益自信与张扬。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西方政治家探讨新的国际政治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随着全球区域政治危机愈演愈烈,慕尼黑安全会议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去年的会议上,德国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发表讲话,要求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范德莱恩的此次演讲,是去年讲话的升级版,表明德国的决策者已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

德国外交转型得益于国内外有利环境

德国顺利推进对外政策的角色调整,得益于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首先,美国的支持是德国进行对外政策调整的必要前提。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希望德国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本轮的德国对外政策大讨论中,美国也是推动者之一。

2013年,德国总统高克在德国统一日发表讲话,率先提出未来德国应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当时就有德国的主流媒体指出,总统府的顾问具有美国智库的背景,高克的对外政策主张深受其影响。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和德国的美国马歇尔基金会不久联合发布外交战略报告《新力量与新责任》,呼吁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承担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重要角色,从“待机状态的构建力量”成为“领导力量”。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是这份报告的发布方之一。

其次,部分周边国家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安全政策责任。

相对于英法等欧洲大国,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比较消极被动。战后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被界定为“自反性的多边主义”:规避武力,倚重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共同体,强调作为民事力量的自我认同。“实力政治”的提法,在德国长期被视为禁忌。波兰和以色列的政治家都曾表示,希望德国在实力运用上更为主动,相对于强权政治,他们更担心德国不作为。

第三,欧债危机之后,德法两国有意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加强合作。德法合作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以平衡为前提:德国需要法国,掩盖其强势;法国需要德国,隐蔽其弱势。

随着欧债危机日趋常态化,法国经济复苏乏力,德法之间的不对称性加剧,双方在欧盟内部的诸多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为了缓和关系,德法有意加强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在这一领域,德法遵循传统的地缘政治分工:德国负责东欧,法国负责南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德法一直尝试用一个声音说话。

第四,默克尔第三任期组建了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黑红大联盟政府,在联邦议会中占据近五分之四的议席,可以随时修改宪法,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可操作性强。

2014年,德国政府决定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以应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首次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这一举措也为量化德国对外政策的全球责任提供了新的尺度。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一月底在柏林启动有关德国安全政策的大讨论,基民盟负责安全政策的专家汉宁?奥特开宗明义,为讨论确立了基调:为了保障国防工业的生存和竞争力,武器出口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武装伙伴国家,使其有能力维护所在地区的稳定,是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此之前,德国政治家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在全球承担更多责任并不必然等同于对外政策的军事化。

德国外交转型面临军力和民意制约

德国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领导角色,同样面临许多制约因素,最大的困扰来自军力和民意:

德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政治与外交,而非军事。德国的经济实力虽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在与军事力量相关的硬安全政策方面,德国军队并不具备在全球进行危机干预的能力和意愿。没有硬安全政策作为支撑,所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领导角色只能是空谈。

德国在全球承担更多责任,不仅要与伙伴国家进行协调,也需要本国民众的支持。民调显示,大多数德国民众反对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重任。缺乏必要的民意支持,德国对外政策的角色调整也难以真正贯彻执行。

七十年前的情人节,在欧洲战事行将结束的时候,英美空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雷斯顿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地毯式轰炸,至少二万五千名平民死于空袭。在今年二月中旬举行的纪念活动上,当年的空袭幸存者对着电视镜头说了一句话:人与人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交流来解决,而一定要借助暴力的手段?围绕德国对外政策的角色调整,德国民意的指向简单而清晰:不再重复历史,不做独行者,政治先于武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文章转自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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